西部如何摆脱“人才困惑”

走遍西部，处处可闻关于“人才流失与匮乏”的困惑。

新疆人不解：为什么叶良才发明的世界顶级的电熔爆技术在本地难以转化，反使江苏成为此项技术的第一受益者？

贵州人吃惊：青岛海尔控股的遵义三线企业风华机器厂电冰箱生产线，“海尔机制”顿时撩起“贵州孔雀”的创业激情，使贵州海尔产品迅速覆盖江南9省。

陕西人纳闷：陕西技术人才的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，综合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、上海，但经济发展为何如此滞后？

“西部缺人才，更缺少人才成长的土壤”，一位专家如是说。

张福基，新疆大学数学系教授，九十年代初新疆唯一的博士生导师，在应用数学图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。因科研经费欠缺、以及家庭生活遇到困难等诸多问题，厦门大学的聘书令他心动。临行前，他对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新疆依依不舍，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倾诉内心矛盾，但无人有“留凤凰”之意，张福基只得含泪离开了西北边陲，飞向厦门。

年复一年，“孔雀”东南飞愈演愈烈，新疆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鲍敦全说：“伴随着高校年薪制的实施，新一轮的‘孔雀东南飞’又掀波浪，仅新疆大学就有一批骨干教师流失。谁不想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？”

长期以来，由于诸多原因，西部与东部人才严重失衡，有资料显示：在东部，平均每100人中拥有科技人员18名，而西部只有2名；东部乡镇干部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％，而西部占20％；东部每人平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9个月，而西部仅有3年零6个月。

原因与症结何在？众多专家认为，西部缺少良好的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环境，缺少充满活力的用人制度和灵活有效的激励机制，同时存在压制人才、求全责备、用非所长等现象，长此以往，岂能不使人心灰意冷，另寻高枝？

可见，西部要吸引“凤凰”，如何植好“嘉木”最为关键。

西部本身智力资源的潜力有多大？西部的“千里马”为何奋蹄艰难？

据80年代统计，“三线建设”的几个重点省份，陕西、四川、甘肃、贵州等，技术人才的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，均在全国居于前列。时至今日，西安、成都、兰州三城市的人才密度，仍仅次于北京、上海。陕西省的综合科技实力，居全国第三。有这样一个智力群体，理应活力四射。然而，上述几省的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指标却处于全国倒数的位置。

西部本身人才资源的潜力远远得不到开发，大多数地方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10％。1995年，“电力变压器CAD系统”在新疆电子研究所诞生，被认为是新疆“近10年立项的重点科研课题中完成得最好的一个”、“经济效益十分显著”，不久便被列入“九五”国家科技成果推广计划。但该所科研人员向有关厂家推荐这个项目时，“有意者”竟寥寥无几。谈到此，所长刘继明焦虑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西部人应该有足够自信的精神力量，人才观也应变革。”进新疆半个世纪从事多年行政管理工作的高维凡对此感慨颇深：“专家、学者、教授是人才。许多没有高学历的人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也会成为拔尖人才。比如在新疆长大的华凌集团董事长米恩华，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，从一个打工仔变成新疆屈指可数的著名企业家。眼睛一味向外，吸引外地‘孔雀’的人才战略，的确应该改变。”

良骥为何卧地而忧叹？新疆农科院科研处处长杜伟说：“近几年，新疆农科院先后研制出的新技术成果，在推广过程中，都遭遇重重障碍。比如，获国家专利的‘葡萄促干剂’，个别管理部门也想依托此产品成立公司，便不给专利所有者颁发有关证件，使本应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难以推广。”

众多有识之士认为，西部政府管理部门应从政策导向、机制创新、地方立法、宣传舆论等方面，激活现有智力资源。让本地的“千里马”有着广阔的驰骋空间。培养使用好本地“千里马”，才有可能吸引外地“千里马”。

“市场”正用无形的巨手操纵人才的流向，西部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“市场型”移民吗？

在乌鲁木齐市，聚集了2万多来自浙江温州的各类能人，将信息流、技术流、资金流带进新疆。其中不少人扎下了根，买了房子，有了厂子，但户口仍在温州。一位名叫陈建国的温州人说：“我的户口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哪儿，我就是哪儿的人。”“市场”解决了陈建国们与西部同时共振的问题：哪里有“利益”，人才就流向哪里。

在美妙的“市场时代”，人才作为资源总是要流动的，其流向大多选择更能施展才华的环境。只要有契机，东南飞的“孔雀”还会复归。太平洋电讯（珠海）集团公司董事长薛志敏，是从新疆飞到珠海的“孔雀”。几年间，在珠海干得红红火火，成为知名的“大老板”。1998年，他又把目光瞄回新疆的资源与市场，毅然飞回，投资8000万元，创办了新疆新拓新型装饰材料公司。

遗憾的是，西部不少地方考虑问题的思路仍是计划经济思维。行政关系、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坚固的传统体制壁垒，依然割断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要素配置，影响着人流、技术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流动。